在中國，存在著一個利潤豐厚的假冒試劑市場。現在，一些科學家對此發起反擊。
2013年的一天，黃嵩走進了位于北京市西北城區的一家文印店，在那里，他偶然發現了一種明目張膽、而且十分普遍的犯罪行為。黃嵩是一位合成生物學研究者，這家文印店距離他工作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只有15公里。
他想找一臺小型的臺式打印機來打印他的實驗需要的幾百張標簽，就詢問了店主店里某個型號的打印機能不能在耐熱紙上打印。店主自豪地取出了他用這臺打印機為別的顧客打出的樣品。
在這些樣品中，黃嵩驚訝地發現了印著艾博抗（Abcam）和CST（Cell Signalling Technology）等公司名稱的標簽，看起來就和這些歐美公司生產的高價抗體的瓶子上的標簽一模一樣。對熱心的文印店主來說，這些標簽上的文字毫無意義，但它們直接證實了黃嵩和他的同事們長期以來的懷疑：中國經銷商銷售的許多抗體都是假冒的。
制假者在向市場上銷售假冒和稀釋過的研究試劑，而這家位于北京首屈一指的科技園區——中關村的文印店正是他們購買用于打印假冒試劑標簽的設備的地點之一。“這次經歷證實了我先前的懷疑，”黃嵩說。
黃嵩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采取措施避免購買到假冒試劑。Gilles Sabrié for Nature
說起中國的假貨，人們通常想到的是盜版DVD、假冒LV手袋和勞力士手表。但這些假冒試劑并不是在繁華的公開市場中出售的，而是通過復雜的網站銷售，與真貨混合，在采購和銷售過程中借助了許多不知情者之力，比如中關村的那位文印店主。
連大學的清潔工人也被指參與了偽造基本化學試劑、細胞培養用血清和標準試劑盒等實驗室用品的秘密過程。雖然這種非法貿易的影響程度很難量化，但中國科學家，以及歐洲和北美的一些科學家表示，假冒產品曾讓他們誤入歧途，浪費了他們的時間和實驗材料。
一些中國科學家擔憂，這一問題或將損害中國為成為世界科學領袖所做的努力。打擊造假者的選項十分有限。品牌形象受到損害的試劑公司和被假冒試劑蒙騙的科學家不愿采取法律行動，部分原因是尷尬，部分原因則是對執法機構能在多大程度上打擊這一行業沒有信心。“你無法阻止人們制假售假，這個行業的利潤率太高了。”黃嵩說。
現在，科學家和試劑供應商正在制定策略，試圖扭轉這一局面。大供應商開展了針對假貨現象的培訓活動，科學家們則與彼此分享自己的沮喪經歷，以及避開假冒產品的竅門。黃嵩協助創辦了一家部分國有的試劑進口公司，這家公司利用了新的海關和檢疫流程，或許有助于縮小假冒試劑的市場。
但這些方法幫不了所有人。北京和上海等研究重鎮之外的科研院校的研究者尤其容易受到假冒產品之害。北京大學的生物物理學家謝燦表示：“我知道許多實驗室還在購買和使用假冒的進口化學試劑，我為他們感到遺憾。”
供應鏈
對于這種特定行業的造假行為來說，中國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目標。中國的科研投入正在迅速擴大：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生物醫學預算已經翻了兩番。而中國的龐大規模也意味著難以跟上需求、不愿應對中國復雜的經銷系統的外國公司必須依賴于本地經銷商。抗體制造商CST的全球副總裁兼亞太區總經理Jay Dong表示：“在中國，我們面臨著許多經銷上的挑戰，配送也存在物流上的困難。”
因此，一些本土公司往往承擔起了急需的經銷角色。中國最大的抗體經銷商之一，上海優寧維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冷兆武表示，一些經銷商是由制造商授權的，但許多并不是；科學家一般很難辨別出兩者的差異。
中國繁瑣的海關和質量控制流程導致進口試劑價格高企、等待時間漫長，為行為不端的試劑商創造了條件。對看起來似乎一模一樣的產品，他們要價更低、服務更快，有時還聲稱貨物是走私來的。抗體制造商CST的Jay Dong說：“在中國，我們的確注意到了比其他國家更普遍的造假行為。”
謝燦曾在美國從事過博士后研究，他說，在2009年回國后，他花了幾年時間才發現自己買到的一些化學試劑是次品。經銷商聲稱自己代理的是外國公司的優質產品，但實際上卻在銷售廉價的國產產品。他無法斷言不純凈的低質量試劑是不是實驗失敗的罪魁禍首，但他補充說，他在一些溶液中發現的“神秘不溶物”本應引起自己的警惕。現在，他只從在中國設有分支機構的知名公司購買試劑。
黃嵩是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長，2012年，他見證了一位同事面臨類似的困境。在一篇論文發表六個月后，這位同事發現自己無法重復一些實驗的結果。他使用了所有常見的錯誤排除方法，并向同事請求幫助。最終，他發現自己使用的一種用于將DNA引入細胞的試劑破壞了他的重復工作。現在，黃嵩認為問題的原因就是假冒試劑。
“你最后才會考慮試劑（出了問題），”他說，“這樣的壓力是金錢無法衡量的。” 假冒抗體是個尤為普遍的焦慮之源。抗體在許多生物學實驗中都至關重要，是在許多生物系統中標記和追蹤蛋白質所需的。但即使是未經污染的抗體有時也會給實驗帶來困難：不同批次的抗體可能存在自然差異，它們可能靶向研究者預期之外的蛋白質。
這種不確定性使得假冒試劑很難被發現。艾博抗的抗體技術高級副總裁Zhu Weimin表示：“陰性結果可能是多種原因導致的，” 艾博抗的總部位于英國劍橋，但在上海也設有分公司。”這一問題非常嚴重。”
這種混亂和不確定性的影響并不僅限于中國。舉例來說，2012年，一些來自倫敦和波蘭的研究者報告，他們使用一種基于抗體的ELISA試劑盒，在慢性腎病患者的血液中檢測出了某種蛋白質。然而，美國麻省總醫院的腎病專家Herbert Lin購買了同樣的試劑盒（武漢優爾生(USCN)生命科學裝備公司的產品），并對其進行了嚴格的檢測；他發現，這種試劑針對的是另外一種蛋白質。原始研究的作者現在同意，抗體明顯針對了錯誤的蛋白。
“我們向制造商發送了幾封有關他們的試劑的郵件，但沒有收到回復；這或許早就該引起我們的警惕了，” 他們寫道。關于USCN品牌的ELISA試劑盒，加拿大多倫多西奈山醫院的癌癥研究者Ioannis Prassas也有過一次類似的經歷。Prassas說，他的團隊花費了兩年時間、將近50萬美元的經費，試圖弄清問題的由來。
武漢云克隆科技公司（USCN產品的銷售公司）的技術開發主管Chris Sun表示，他們檢驗了Prassas團隊購買的試劑，但沒有發現問題。云克隆公司最終對Prassas做出了賠償。Sun否認他們有意調換抗體，她說：“我們擁有上千種自己生產的抗體。我們有真的抗體，沒有理由售假。”并表示沒有收到過有關腎病ELISA試劑盒的投訴。
她補充說，USCN試劑盒大多是通過經銷商銷售的，公司有時會發現偽裝成USCN產品的假冒產品。
雖然一些公司正在努力，但估計問題的規模并非易事。去年下半年，艾博抗統計了該公司在一年中收到來自中國的客戶投訴。在檢查了條形碼、批號和購買時間后，艾博抗發現，在這1700次投訴中，42%的問題都與假冒產品有關。
秘密配方
科學家們得到的試劑質量可能是有差異的。艾博抗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張玨表示，有時，廉價的普通抗體會被重新貼上標簽，作為昂貴的稀有抗體出售。制假者有時還會使用分子量接近的抗體來假冒，因此，就算使用了快速檢測來驗證試劑，科學家也不會發現。但這些抗體在實驗中卻會脫靶。
比起替代品，更常見的問題是稀釋抗體。冷兆武說，制假者會從中國或海外經銷商那里買來正品，然后把一份試劑稀釋成五份。“顧客得到的是效力弱得多的產品。這些抗體有時有用，有時沒用。”
抗體制造商CST的Jay Dong說，制假者“花了很大力氣來復制我們的包裝，偽造足以以假亂真的試管和標簽。造假問題的源頭似乎是市場上一個小而活躍的集團。”
在北京中關村一家和本圖所示類似的打印店里，一名研究人員發現了假冒試劑交易存在的證據。Gilles Sabrié for Nature
許多參與者并不知道他們參與了制假售假的過程。中關村的那位文印店店主并不知道自己被牽扯進了非法活動中。“他們都是供應鏈上的一環，但并不是壞人，”黃嵩說。
2015年，黃嵩注意到他實驗室里的一位清潔工會把空試劑瓶從垃圾中挑揀出來。他感到十分困惑，便向她詢問了原因。“我提醒她不能用試劑瓶喝水，”他說。她告訴黃嵩，有人在以40元一瓶的價格收購這些試劑瓶。這又是一個讓他恍然大悟的時刻。
這些試劑瓶里原本裝的是胎牛血清（FBS），一種常見的細胞培養產品，來自從屠宰場收集的血液。但由于傳染性疾病，中國曾禁止從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口牛肉產品，這使得高質量胎牛血清的供應大為縮減。在過去幾年中，來自被禁地區的庫存血清的價格增長了一倍，達到了約一萬元一瓶。
來自其它產地的低質胎牛血清的價格大約是被禁進口品的四分之一，但質量堪憂。美國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是最受歡迎的血清品牌之一的生產商，他們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開發出了難以復制的標簽和試劑瓶。而這就是清潔工的“回收”發揮作用的地方了。制假者可以輕松地在瓶中灌注低質量的胎牛血清，再向顧客收取優質產品的價格。
這一問題到底有多普遍難以了解，但黃嵩給出了一個粗略的估計：基于主要實驗室消耗和丟棄的試劑瓶數量，僅在北京，胎牛血清制假者每年的潛在市場就可達到數千萬元。
制假者是一個非常難以打擊的狡猾目標。在大多數情況下，經銷商在顧客投訴時都會提供退款或換貨。這意味著，研究者無法就他們真正的損失——時間和資源采取法律行動。“警方只關注直接損失——但直接的（金錢）損失并不存在，”冷兆武說。
由于制假售假者的存在，試劑公司營收受損，品牌形象也可能會遭到損害，但他們對此常常無能為力。艾博抗質詢了一些銷售明顯假冒的艾博抗產品的無授權經銷商。經銷商表示，他們不知道這些抗體是從哪里來的，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
律師不建議制造商采取法律行動，因為成本過高，且收效也可能不大。“關掉一個售假點，另一個就會冒出來，” 張玨說。冷兆武也同意這一點。他說，這些制假公司往往只有1到2兩個人，“每年注冊一個新公司，然后卷土重來。”
阻擊制假者
張玨說，一些科學家雖然對此感到憤怒，但也不想大肆聲張：這會讓人們注意到他們使用了偽造的抗體。承認事實或許會引起人們對他們先前研究結果的質疑。黃嵩本人也不想追究那些清潔工、文印店店主和其他參與了制假過程的人的責任，因為他們只是在討生活而已。“打印了1000張試劑瓶標簽的文印店老板有什么錯呢？那些給回收試劑瓶滅菌的人說不定還做得很好，”他說。
但科學家可以依靠其他方式采取行動。黃嵩集中訂購研究所最常用的試劑，因此確保了采購來的大多數試劑不會讓科學家受騙。此外，他還建立了一個試劑瓶回收系統：研究人員需要上交一個舊的FBS瓶才能得到新的，用過的試劑瓶會被銷毀。
其他人告訴《自然》，在上過當后，他們開始花更高的價格購買試劑，以避開第三方經銷商。深圳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一家第三方檢測機構）的化學家羅偉表示，有一次，他買到的一種淀粉酶有股可疑的味道，包裝也很可疑。標簽顯示，它產自美國密蘇里州的西格瑪奧德里奇公司，批號和相關信息也與公司網站上的產品詳情相符。但西格瑪奧德里奇證實，公司并沒有使用過包裝羅偉收到的淀粉酶的白色試劑瓶。這種產品是假貨。
一些試劑公司也制定了打擊制假者的方案。艾博抗、CST和優寧維公司正在通過研討會和在線手冊等形式，培訓目前和未來的客戶如何辨別假貨。他們也為懷疑收到假貨的客戶開通了投訴熱線。“我們有的選項是采取法律行動，或者培訓我們的客戶。我們選擇了后者，”張玨說。
科學家們也能共同努力，提高人們對假貨的意識。研究者在網上聊天室中給出了很多避免假貨的建議，往往來自自己的經驗。一些論壇中還公布了銷售低質量產品的公司的黑名單。
然而，張玨說，對于許多在中國主要研究重鎮之外的城市工作的科學家來說，他們可選擇的經銷商更少，也很有可能沒有聽說過關于假冒產品的消息。他們的經費很可能較少，因此價格是他們考慮的重要因素。他們更有可能被低價購買走私來的優質商品的說法所騙。“我們認為，大多數顧客都不知道自己買了假貨，”張玨說。
黃嵩表示，終極解決方案是摧毀造假產業的盈利模式。2015年12月，他協助建立了iBio——一個國有資本占60％的服務企業，能在研究所內部完成通關和檢疫流程。黃嵩表示（他不從公司業務中獲利），大多數試劑現在可在十天內到貨，而此前往往需要一個月或更長時間。
類似的公司也已在上海和蘇州建立起來。這樣的速度讓中國的科學家與國外同行有了平等的競爭起點。“每個實驗都有一到兩種‘瓶頸’試劑，”黃嵩說。如果中國科學家需要幾個月時間才能收到別人幾天就能得到的東西，“那么中國科學是不可能與外界競爭的，”他說。
2012年，正是這一思路說服了相關政府部門修改規定，允許快速進口生物試劑。但改變需要時間。
黃嵩對這些進步感到感激，因為它們有望提高中國科學的競爭力。此外，一個額外的益處是這一規定可能對造假者產生直接影響。他說：“如果消除了通關負擔，制假者的利潤模式就不存在了。”在他看來，這一方法比抓捕制假者更有效。“如果造假者的利潤來源被切斷了，我們就不用再去追捕他們了，”他說。
